古代爵位设立源于这种酒器

  很多人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爱妃褒姒一笑,命人点燃烽火,使得邻近诸侯带着士兵在从四面八方赶到骊山脚下,前来勤王。见此场景,褒姒莞尔一笑,这一笑,却让西周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西周灭亡时,郑国国君会同其他各路诸侯勤王救驾,保护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启了东周的历史,立下了汗马功劳。

  《左传》记载,东周惠王在位时,郑国国君厉公设宴招待周惠王。周惠王为了表示感谢,将王后使用的鞶鉴(一种有带子的铜镜)赏赐给郑厉公。不久,另一个诸侯国虢国的国君向惠王要赏赐时,惠王竟然赏给虢公一件青铜爵。郑厉公闻听此讯勃然大怒,从此对惠王十分怨恨。

  后来,郑国国君文公攻打滑国(今河南偃师)。滑国与周接壤,又常年与周王保持良好关系,于是,周襄王派人去郑国为滑国说情,郑文公竟将周王使者扣押起来,要挟周襄王屈从自己。

  为什么一件青铜爵就能致使君臣交恶?这还要从“爵”这种器物在古人心中的地位说起。

  天津博物馆器物部馆员李君介绍,“铜爵自二里头文化始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天津博物馆中就收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铜爵,是为华夏青铜文明初期的代表器物

  对于青铜爵的描述,东汉许慎的《说文》中有:“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chng)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

  正如许慎描述的那样,爵的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其外形像一只雀鸟。在古代,“爵”读作“雀”。

  天津博物馆器物部馆员李君介绍:“铜爵自二里头文化始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天津博物馆中就收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铜爵,是为华夏青铜文明初期的代表器物。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它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晋南、豫西,首先发现于洛达庙遗址,但尤其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该类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以此命名。

  二里头遗址既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也被考古界初步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也成为学界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天津博物馆馆藏的这件二里头文化铜爵,通高19.7厘米。上世纪60年代,文物工作者从天津电解铜厂的废旧杂铜中,拣选出此件珍贵的文物,据说铜料来自河南商丘

  考古发现显示,先秦的爵,除了青铜材质之外,还有陶的,时代至少可以上溯到夏代。总的说来,爵下面有三个扁扁长长的尖足,中间是圆筒形的杯身,杯身的一侧装有把手,方便把握和举持。

  其器型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口部,圆形的器口被向两侧拉长,前端开出一个长长的凹槽,如将爵侧倾,酒便可顺着这个凹槽流出来,后端则上翘,形成一个尖尖的尾巴。

  这样一来,在饮用中,饮用者需手持酒爵,一仰面就能将爵中的酒一饮而尽。可以想见,我国古代酒席间饮酒的风度是颇为豪放的。

  有趣的是,有的铜爵的爵口上还有两个像蘑菇或是伞状的小柱。有人说,这两个小柱可能是用于拴挂香料包的,就像我们今天喝袋装茶一样,古人将香料包泡在酒里,喝酒时香料包因拴在小柱上而不至于被一起倒出来。

  也有人说,古人不剔胡须,成年男子的胡子都很长,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饮酒时,胡须不会沾上酒。然而,它到底作何使用,至今没有定论。

  天津博物馆馆藏这件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爵口上,并没有“小柱”。李君说,这件二里头文化铜爵形制原始、风格粗朴,带有早期青铜爵的显著特征,“此器平底、薄壁,长流短尾,下部假腹有圆孔,通体合范铸成。”

  这里提到的“假腹”,位于下接铜鼎三足的位置,在使用时,由于下部有圆孔,因此并不能盛放液体,是为“假腹”。

  所谓“合范”,是指此青铜器铸造时用的“范”不是一体的,而是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制作铸件时再将它们合为一个整体,彼此固定住后,浇铸铜液,冷却后再分开。

  一般说来,制作这种青铜爵时,泥范分为内范和外范两个部分,制作时,将内范倒置于底座上,再将外范置于内范周围,内外范之间有支撑物留出浇筑空隙。

  当外范合拢后,上面有封闭的范盖,范盖上至少留下一个浇注孔,将熔化的青铜溶液沿浇注孔注入,等铜液冷却后,打碎外范,掏出内范,将所铸的铜器取出,经过打磨修整,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就制作完成了。

  除了器物之外,古时流通的铜钱也是采用这种合范法铸造的,由于铜钱需要大量重复铸造,聪明的古代工匠为了提高效率,在一对合范上会做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印迹,铸造时每范可以出成品铜钱十几枚或几十枚。

  和当年很多青铜器一样,青铜爵应该主要作为礼器使用,用爵饮酒并非专为饮食,更是着重于“礼”,正因为贵族使用不同等级的酒杯,后来便出现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若说古人的饮酒之器,除了“爵”之外,还有“觞”“碗”“樽”“杯”“盏”等,而古代文人和文学作品中对于酒和饮酒器的描述让我们浮想联翩。

  书圣王羲之的“曲水流觞”畅叙幽情,诗仙李白的“会须一饮三百杯”,柳宗元《咏荆轲》中的“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苏东坡的“一樽还酹江月”,李清照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等,都提到了饮酒的器具,在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中有一章《论杯》,更是详细地描述了不同酒用不同的酒杯来饮。

  只不过时代不同,饮者有别,饮酒之器更显世事变迁。青铜爵,从出现到消失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各个时代的器型特点各有不同。

  “二里头时期的铜爵较轻薄,有假腹;商代形体较大,有涡纹、兽面纹,还出现了铭文;西周时期鸟纹开始出现,器壁越来越厚,腹部下垂。”李君说。至于青铜爵这种器物的消失,可能与漆器等更实用的器物出现有关。和当年很多青铜器一样,青铜爵应该主要作为礼器,只供有身份的贵族或高官使用,平民百姓没有资格使用。

  《礼记礼器》记载,周代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见,只有身份高贵的贵族才能使用爵。

  另外,祭祀之时,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放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放在堂上……

  在当时,用爵饮酒并非专为饮食,更是着重于“礼”,正因为贵族使用不同等级的酒杯,后来便出现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在周代,爵作为最高等的酒杯,如果周王能赏赐一件青铜爵,对于贵族来说是莫大(博客微博)的恩宠。回到文章的开头,你就会明白,虢公得到周王赏赐的爵,自然显得高贵;郑厉公没有得到爵,自然显得身份远远低于虢公,这便是郑厉公对于周王怀恨在心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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