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者为官之本 俭者修身之基

  清者为官之本,俭者修身之基,语出北周廉吏裴侠的为官之悟。其原语为:“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据《周书》记载,裴侠官拜河北郡守,任中躬身俭素,爱民如子,所食唯菽盐菜而已,吏民莫不敬怀。在任之时,罢弃郡中旧制规定的三十渔夫猎人并三十丁夫为郡守私用制,去职之日,一无所取。庶民歌之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有同僚笑曰:“人生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意欲何为?”裴侠对之曰:“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存,见称于朝廷;没,流芳于典策”。太祖聚群臣议事时,命裴侠独站一旁,指群臣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今众中有如使者,可与之并立。”众皆黯然,无敢应者。

  裴侠无论作为郡守,还是身为重臣,均始终坚持清贪为官,为人表率,因而深得国家重用和民众爱戴。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能如此清正为民,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法官,理当以“清”为本,以“俭”为基,因为此二字乃是我们的职业根础。

  许慎《说文解字》对“清”作解:“清,朖也。澂水之皃。从水,青声”。译文为:“清,水透明。是使水清澈后的样子。从水,青声。”“清”,水澄澈,与“浊”相对;廉洁,不贪污,如清廉。姚崇《冰壶诫》云:“与其浊富,宁比清贫”。清官,旧时称公正廉洁的官吏,与“贪官”相对。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清”具有明和廉的本质,乃古今官员的基本操守,也是划分清官和贪官的基本标准。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大凡有所作为的官场人,不乏裴侠似的廉吏,因而享誉史册。诸葛亮做蜀汉丞相二十年,没有为家里谋求一点财物,最终劳于国事而死,历代传颂;元朝张养浩一生清廉,由县令逐步升任礼部尚书,最后官拜参议中书省事,位同宰相,到60岁时辞官归故,又被朝廷拜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赈灾,临行前散尽家财,拼力救灾为民,死于任所,关中百姓悲痛欲绝,朝廷追封滨国公。苏天爵在《七聘堂记》中赞张养浩曰:“执法牧民为贤令,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台则号能臣”。明朝廉吏山东巡抚年富为官清正,体会亦最独特:“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一代又一代人,其为官之道远胜于古代廉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1934年11月奉命率军北上抗日,遭围追被俘,在狱中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优秀篇章。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的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员具备的美德。”而在和平时期,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榜样层出不穷,如为人民呕心泣血的焦裕禄、两度援藏殉职的孔繁森、民悲我哭的任长霞等,不计其数。他们就是《老子》所讲的“不失其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的民族楷模。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有两件事对于我党我军的反腐防变,特别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那就是《甲申三百年祭》与“兴亡周期率”。《甲申三百年祭》是延安整风期间的1944年正值农历甲申年到来时,由历史学家郭沫若写出的文章,发表于当年3月19日《新华日报》,该文深刻分析了李自成起义从夺取政权又舜即丧失政权的沉痛教训,引起等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经常以此教育全党,直到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正式离开西柏坡进入北京,以“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告诫全党。关于“兴亡周期率”,是1945年7月黄炎培、章佰钧等6位国民参政会成员应之邀访问延安时,黄炎培在与谈话中提出来的。当时黄直言不讳地说:“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活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都很难跳出这‘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我希望中共诸君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当即答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甲申三百年祭》与“兴亡周期率”,都涉及到李自成起义的沉痛教训。我们不妨将李自成起义与我们党的延安时期作一比较。明末农民起义,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经过18年残酷艰辛的武装斗争,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终于定都北京改立大顺王朝。但由于掌权后迅速腐化堕落,上行下效,很快遭到人民的反对,并导致清军入关,仅仅当了18天皇帝的李自成弃京而逃。而我们党自长征到达陕北后,从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迁往西柏坡止的整个延安时期,创造了自建党以来的最辉煌时期,10余年的跨度中,享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陕甘宁边区,没有发生过贪官污吏,边区居然是一片净土,无愧于“革命圣地”。可以认为,艰苦奋斗是抵制奢侈腐败的锐利武器,是防止人亡政息的政治法宝。

  “清”与“俭”是紧密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清”以“俭”为基础,“俭”以“清”为目标,如果说一幢建筑物代表“清”,那么“俭”就是坚如磐石的房基了。此二者的紧密结合,必能激发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作风,构建起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

  中国历史上“楚庄王拒宴”的故事,很能证明一个人自律的力量:有一次,令尹子佩请楚庄王赴宴,楚庄王爽快地答应了。子佩在京台将宴席准备就绪,却不见楚庄王驾临。第二天,子佩拜见楚庄王,询问不来赴宴的原因时,楚庄王毫不隐讳地说:“我听说你在京台摆下盛宴。京台这地方,向南可以看见料山,脚下正倚着方皇之水,左面是长江,右边是淮河,到了那里,人会快活得忘记了死的痛苦。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难以承受如此的快乐。我怕自己会沉迷于此,流连忘返,耽误治理国家的大事,所以改变初衷,决定不赴宴了。”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楚庄王不去赴宴,旨在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显示了一个君主的自律力量。也正是楚庄王处处严防奢侈享乐的侵袭,所以他才能在登基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成为一个治国有方的君主,在140多个列国的争斗中,跻身春秋五霸的霸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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